白居易的《琵琶行·并序》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，创作于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江州司马任上。全诗以精妙的叙事结构、生动的音乐描写和深沉的情感共鸣，构建了一幅跨越身份与境遇的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画卷。
诗前小序点明创作缘起：浔阳江头夜送客，偶遇琵琶女，其琴艺与身世触动诗人，遂成此篇。序言不仅交代背景，更奠定了“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觉有迁谪意”的情感基调。
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：先是“江头夜送客”的萧瑟场景与琵琶声的骤然切入，以“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”制造戏剧性转折；继而以大量通感手法摹写音乐，从“转轴拨弦三两声”的试音到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的激越，再到“冰泉冷涩弦凝绝”的滞涩，最终归于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的戛然而止，将抽象乐音化为可触可感的视觉、触觉意象。琵琶女的自述身世是第二层，从“十三学得琵琶成”的京城辉煌到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漂泊沦落，其命运起伏暗合唐代社会变迁。最后诗人直抒胸臆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将自身“谪居卧病浔阳城”的贬谪之痛与琵琶女的身世之悲交融，使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命运无常的普遍慨叹。
艺术上，本诗有三绝：一是音乐描写的开创性，以象声词（嘈嘈、切切）、比喻（如急雨、如私语）和氛围渲染（此时无声胜有声）构建立体声景；二是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，琵琶女的故事线与诗人的情感线双轨并行，最终交汇于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”的经典场景；三是语言的自然流转，既保留乐府诗的通俗性，又融入文人诗的凝练，如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“绕船月明江水寒”等句，看似白描却意境全出。
从思想内涵看，《琵琶行》超越了寻常的同情之作。白居易借琵琶女之遭遇，不仅抒发了“有志不获骋”的仕途失意，更揭示出繁华盛世背后个体命运的脆弱性。诗中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的冷淡与“去来江口守空船”的孤寂，折射出中唐商品经济兴起后传统人情伦理的松动；而诗人以“江州司马”之身份倾听市井女子的心声，则打破了士庶界限，体现儒家“仁者爱人”的普世关怀。这种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与自我命运的反思，使诗歌具有穿越时代的人文力量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诗中音乐与情感的对应关系极具象征意义：琵琶曲的“幽愁暗恨”实为诗人与歌女共同的心灵旋律，而“东船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”的静寂场景，则成为万千愁绪的最终容器。这种以景结情的处理，让澎湃的情感归于永恒的宇宙意象，深化了“天涯沦落”的哲学意境。
《琵琶行》的流传史本身亦成佳话：从教坊传唱到后世戏曲改编，从“琵琶亭”的修建到历代画家的丹青描绘，证明其艺术生命早已超越文本。元代马致远的杂剧《青衫泪》更将诗中人世沧桑推向舞台，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一句，至今仍是跨越文化语境的情感密码。
《琵琶行》不仅是白居易“感伤诗”的代表，更是中国诗歌史上融合叙事、音乐与抒情的里程碑。它用六百一十六言的篇幅，在瑟瑟秋江上拨响了一根永恒的心弦——那弦音里，有每一个时代失意者的共鸣。
